這趟越南之行,走在河內或胡志明市的街頭,往往能強烈感受到這個國家獨特的政治與社會氛圍——隨處可見的胡志明肖像、金星紅旗,以及充滿活力的街頭經濟與外資工廠。
我認為胡志明與毛澤東在性格、經歷與權力觀上的差異,深遠影響了越共與中共的政權性格;然而,兩者共同繼承的列寧主義政黨基因,又讓越南與中國在政治本質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。
一、 胡志明其人:以民族解放為先的務實革命家
胡志明(原名阮必成,後曾化名阮愛國,1890-1969)是越南現代國家建構的靈魂人物。理解胡志明,有三個關鍵維度:
- 早期開眼看世界與思想啟蒙:與終其一生主要立足於中國本土的毛澤東不同,胡志明年輕時曾遠赴法國、英國、美國、蘇聯與中國廣州。他親身體驗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,並在法國加入社會黨,隨後在列寧《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》中找到解答,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。「民族主義」大於「意識形態教條」:對胡志明而言,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是達成「越南獨立、民族解放」的最佳工具。1941 年他回到越南建立「越南獨立同盟會」(越盟),團結各階層反法、反日;1945 年八月革命後,他在河內巴亭廣場宣讀《獨立宣言》,開篇引用的正是美國《獨立宣言》與法國《人權宣言》,展現極高的外交務實性與包容姿態。「胡伯伯」(Bác Hồ)的親民與仲裁者形象:胡志明終生未婚,在宣傳上塑造出清廉、簡樸、慈祥的長者形象。在越共領導層內部,他更多時候扮演協調各派系(如親蘇派、親中派、軍事將領)的平衡者與最高仲裁者,而非說一不二的專斷君主。
二、 胡志明與毛澤東的差異:造就越共與中共的政黨性格
胡志明與毛澤東的個人經歷與權力風格差異,使越共與中共在掌權後的權力結構與制度運作走上了不同路徑:
1. 個人崇拜與權力集中度:極致集權 vs. 集體妥協
- 毛澤東(中共):晚年毛澤東將個人威望推至頂點,發展出強烈的烏托邦浪漫主義與群眾運動狂熱。他不惜發動「反右」、「大躍進」與「文化大革命」,自上而下砸爛既有的官僚體制以貫徹其意志,造成中共歷史上嚴重的領袖個人專斷與血腥清洗。胡志明(越共):胡志明對個人權力的壟斷程度遠低於毛澤東。晚年胡志明健康惡化,越共實權逐漸過渡至黎筍(Lê Duẩn)、長征(Trường Chinh)與范文同(Phạm Văn Đồng)等手中,胡主要保留精神領袖與對外協調的地位。越共因此避開了類似文革般全面砸爛體制的浩劫,權力運作更偏向集體制。
2. 黨內政治架構:定於一尊 vs. 「四駕馬車」
- 中共:傳統上高度依賴核心領導人(從毛澤東、鄧小平到習近平),政治體制往往呈現垂直集權,「一把手」具有壓倒性地位。越共:在長期的抗法、抗美與戰後治理中,越共逐步形塑出「四駕馬車」(Tứ trụ)的集體領導傳統:越共中央總書記(黨務與意識形態)、國家主席(國家元首與外交)、政府總理(經濟與行政)、國會主席(立法與制度)。四者之間相互制衡與協商,加上黨內長年存在的南北派系(北方重視政治與意識形態、南方偏向務實經貿)與技術官僚平衡,使越共的決策過程更講求內部妥協。
3. 對外戰略思維:革命輸出 vs. 竹子外交
- 中共:在毛澤東時期具有強烈的世界革命使命感,追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與蘇聯爭奪正統,風格剛烈且意識形態色彩濃厚。胡志明與越共:地處大國夾縫,胡志明深諳平衡術,在冷戰時期巧妙於中蘇交惡之間維持兩國對越抗美的支援。這種靈活、身段柔軟的務實傳統,演變為當今越共推崇的「竹子外交」(根深、幹穩、枝柔),在大國競爭中極力避免選邊站。
三、 列寧主義政黨的本質:越中兩國結構上的高度相似
儘管領導風格與內部運作有異,但兩黨同源於共產國際與列寧主義政黨模型,這決定了兩國在國家治理根本上的諸多相同:
1. 一黨專政與「民主集中制」
兩國憲法均明文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唯一領導地位(中共憲法序言與第一條;越南憲法第四條)。在列寧主義的「民主集中制」下,體制內部雖有派系討論,但對外絕不容許任何反對黨或獨立反對勢力存在,結社、集會與出版自由受到嚴格審查與管控。
2. 「黨管一切」與「黨指揮槍」
無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是越南人民軍,軍隊的本質都是「黨軍」,而非國家化軍隊;兩國的公安(公安部)、情報與司法機構,均牢牢受控於黨的政法體系,作為政權維穩的核心支柱。
3. 「經右政左」的雙軌體制(改革開放 vs. 革新開放)
兩國皆經歷了慘痛的計劃經濟失敗(中國的文革與三年困難時期;越南戰後的農業集體化與經濟崩潰),並先後轉型:
- 中國於 1978 年推行「改革開放」。越南於 1986 年越共六大啟動「革新開放」(Đổi Mới)。
兩者的本質高度一致:在經濟上大力引進市場機制、外資與私營經濟,但在政治體制上寸步不讓,堅守社會主義定向與黨的壟斷地位,形成典型的黨國資本主義體系。
4. 對社會基層與言論空間的嚴密監控
無論是中國的「防火長城」或越南針對網路言論的監管(如越南《網路安全法》與對異見人士的抓捕),兩黨對挑戰體制合法性、歷史翻案或獨立工會、獨立人權團體的容忍度皆極低。
總結
胡志明為越共留下的遺產,是民族主義包裝下的實用主義與集體領導基因,這讓越南在政治運作上相對中庸、派系權力相對分散,對外也具備極高的外交彈性;而毛澤東留給中共的,則是高度集中、崇尚強人意志與具備強烈大國歷史使命感的政治文化。
然而,兩者無論如何演化,底色依然是列寧主義的鋼鐵架構。這使得旅人走訪越南時,既能看見不同於中國的社會彈性與集體制衡,也能隨時察覺那套熟悉的一黨統治與國家掌控邏輯。
